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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

另外，在立法中可以明确藐视法庭罪的内涵、构成要件，对于法官滥用藐视法庭罪设立救济途径，以避免程序正当化不足的影响。如果不加强司法权威，改善司法环境，严惩司法挑衅行为，情况难以有大的改善。

但是，也有一些当事人不接受不利于自己的裁判，甚至将败诉结果迁怒于法官，轻则对法官进行谩骂、挑衅，重则直接威胁法官的人身安全。[15] 参见王禄生：《美国法官伤害事件及其四大应对策略》，载微信公众号数说司法，2016年2月28日。五是在法庭上辱骂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的行为。[17]这种情况下，这部分当事人往往将其败诉归咎于司法不公、法官偏心，容易做出偏激，甚至伤害法官的行为。[6] 郭文利、潘黎：《司法人员遭受违法侵害状况调研报告——以浙江省湖州市两级法院为例》，载李林、田禾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6）》，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82页。

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法院为诉讼双方当事人的纠纷提供解决场所。即使在法官保障制度相对完善、法官地位崇高的国家，法官仍有可能受到人身威胁乃至伤害。在这本书中，梁老师把历史叙事（时间逻辑）和结构叙事（结构逻辑）整合了起来。

当事人双方及其代理律师在公开审判的场合进行专业技术的竞赛，法官则居中裁判。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梁治平老师是中国当前少数几个最好的法律社会学家之一。这就是批评的态度，这个批评也是对自己的。我在这里还是不做价值评价，只是指出福山的三元素存在当代中国的特有组合，很有意思。

再回到《论法治与德治》这本书，可以说，梁老师开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解的范式，带着历史的眼光和比较的眼光，以及用一种特别的叙事方式，严肃地解读一个重大的政治文本，以及它背后的那种力量。按照这种说法，德治可以被理解为法治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一般来说，后一类瞎子在摸象后对象的描述要比前一类瞎子会准确的多。我们今天的整个讨论，包括书里谈到的方法论问题，都强调一种对社会问题的更现实的态度，一种非教条化的、从现实和经验出发、同时又保持批判性的一种审视的立场。简单讲就是，爸爸杀儿子和儿子杀爸爸，丈夫杀妻子和妻子杀丈夫在古代并不是一回事。进入 梁治平 的专栏 进入 赵鼎新 的专栏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

有意思的是，礼教派虽然主张保留礼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也接受法理派的、也是当时流行的分类，把礼、法关系说成是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当下知识界、思想界讨论很多的何为中国问题，说到底还是这个问题。而恰好我认为这个部分是特别重要的。他刚才讲到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内部的，但是是没有任何批评的一种政治话语的讨论。

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法律能够严格实施，结果势必加强国家权力，很容易在实际上出现国家权力的各种各样的担纲者扭曲法律的流弊。把相关叙述归纳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法治观。

后来的中国人，不只是法律人，不加思考就接受了这些东西，忘了德在法上，这个问题就这样延续至今。还要看行动者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看那些主张是不是有意义，它们和现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话语本身是不是自洽，有没有含混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如果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等等。

后来又看到鼎新对中国近年一些社会事件的分析和观察，对他那种很有深度的理性分析也非常欣赏。准则法就是鼎新所说的德，它是超乎普通法律的，涉及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换个角度说，德在法上的问题根本上是文化认同问题。类似的广泛、持续而深刻的经济变革，正在中国发生。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以及整个中国的德治和法治的关系的思考，我觉得恐怕是应该纳入到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文本的解读当中去的。当然中国人看法治一般都有个社会之维，因此这也涉及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中国的社会。

刚才季老师也讲到了这样一个讨论问题的范式，但是现在好像在法学界没有一个真正有比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同时又对中国内部的传统有很深理解的人，来同时处理这几个主题。他以差别原则作为正义理论刷新的关键，借助OP分配曲线来分析差别原则应用场景和衡量标准，借助互惠性来使差别原则正当化。

比如说，关于杀人，A杀了B，在古代中国量刑时一个很大的考量就是，A和B在儒学的伦常体系下是什么关系。相对而言，其他文章不但篇幅小一些，讨论的问题也没那么宏观，有些还是个案研究，比如对《劳动合同法》的分析。

未来是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四梁八柱已经竖起，建设工程还在进行之中。就说法治吧，大家说要实行法治，实现法治，经常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不但中国现在没有法治，历史上也没有这种东西。

但是，强调内在视角要求也注重社会这一维，自下而上地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进程参与者的主体是非常多样的，而且外部的东西只有转化为内部的东西才能真正生长起来。在这样的状况下，社会结构呈现网络化的特征。当然，他说的互惠与特朗普总统在中美贸易战中说的互惠是不一样的，与暗盘交易式的双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传统的礼、法概念同近代西方讲的道德与法律不完全一样，传统的礼包含了道德，也包含了法，包含了制度，甚至包含了一整套中国的价值，而不简单就是西方人讲的道德。

但无论如何互惠意味着一种互动的关系，包含情境伦理，这一点是非常显然的。那么，国家制定的法律如何反过来限制国家的权力行使呢？主要是通过合法权益遭到侵犯的当事人积极行使诉权的方式，或者说通过私人来实施法律的制度安排。

我们知道，近代西方的法治从理念上根植于自然法的传统，而实际上，几乎所有重大的法治进展和变革都是产业革命前后，尤其是工商业社会起来以后，才内生性拉动的秩序变革。至于这幢建筑的内部结构、功能，还需要在进入之后认真调查、研究和总结。

季卫东教授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要。一类是蒙上了眼睛的瞎子在摸象，另一类是真正的瞎子在摸象。

一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现代西方式法治观，它侧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后来，执政党也发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开始建立核心价值观，讲八荣八耻，讲德治，这些价值观其实并没有像古代一样能与法律打通给法加一个枷锁，加个道德底色。这使得经济体制的两种极端模式都不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择。土耳其似乎解决好了上百年了，但现在又重新回到伊斯兰教。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引介西方法社会学思想，从程序角度阐发现代法治的精义，对中国的法律教育、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都有很大影响。但是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

刚才季老师说中国历代检察制度也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在当今社会，如此大规模，相当于总共近9000万党员，还有数千万的干部，这么大体量的监督体系，它和法治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是中国特色回避不了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后来那篇《论法治与德治》更强调内在批评的概念。

如此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对我们的立法，对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在当时是核心问题，现在也是。